教师道德的心得体会参考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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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线年轻教师，学习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感到任重道远。老规范共八条，新规范已精简成现在的六条，但是内容更为充实，体现了教师职业特点对师德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爱”和“责任”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和灵魂。

作为工作在教育岗位上年轻教师，应如何去体现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呢？我们认为首先要“心系教育，具有为教育献身的精神”。 从历史发展长河看，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是社会进步的桥梁和纽带，人类的文明发展源远流长，但如果没有教师，他就会断线，就会枯竭；人类的社会生活代代相传，但如果没有教师，它就会陷入愚昧，陷入野蛮。正是教师平凡的工作，连接着老一辈和新一代，连接着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从个人成长的命运看，教师又是人生幸福的缔造者和操纵者，教师从事的职业是崇高的、神圣的。但教师职业劳动的特点，又决定了教师工作的平平凡凡，琐琐碎碎，默默无闻。教师没有令人羡慕的财富和权力，没有显赫的声名和荣誉，也没有悠闲自在的舒适和安逸。

自然，作为人民教师，这就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必须热爱和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必须具有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知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这一事业的信念、决心和勇气。正因为如此，人们一提起教师，才把他与园丁、人梯、铺路石联系在一起，这既是对教师工作极为崇高、极为重要的肯定，也是对教师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和目标。应该说，教师劳动的本质特征在于奉献，师德的精髓也在于奉献。

其次是“把爱撒向学生”。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育人，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师生关系。因此，一个教师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忠诚和献身精神，只有通过热爱学生，教书育人的具体行动才能体现出来。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是人和人心灵上最微妙的相互接触。”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十分确切地指明了教师对学生施加影响的方式和途径。他还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这一点自己也深有体会，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爱自己所教的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教师对学生的爱，不是属于亲缘关系，不是出于个人需求，而是来源于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责任感，这是一种特殊的、充满科学的、普遍持久而又深厚的爱。这种爱具体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特有的一种亲近感、期望感和献身的热忱。这种爱可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可以在师生之间架起心灵上相互沟通的桥梁，可以转化学生自身学习和进步的内在动力。正像一位同事所说：“有时自身感到很疲乏，当一走进教室见了自己的学生，不知从什么地方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爱的力量，有了这种爱，什么金钱、享乐将会被抛于九霄云外。教育是爱的教育，没有对学生的爱就没有真正成功的教育。就不可能建立起师生之间平等、和谐、融洽的关系，获得学生的信任，赢得学生的支持，提高教育和教学的成效。

其三要做到“细微之处树榜样”。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除了忠于事业，关心热爱学生之外，还必须自觉地高标准地去塑造自己。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教师的任务是用自己和榜样教育学生。”也就是说，身正方能影子不斜。特别是小学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老师是智慧的象征和人格的化身，教师的言行就是道德标准，教师的思想、言行、作风和品质，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学生，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学校无小事，处处是教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欲正人先正己。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就努力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努力形成一种健康、完好的、和谐的人格：德才兼备，言行一致，不拘小节，聪明过人，举止稳重等等。

总之，从事了教师职业，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人生航程始终面临着人格上的挑战。特别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名教师，一定要时刻铭记自己的职业道德，工作中履行职业道德，才真正称得起是一名教师。

职业道德是规范教师的育人行为，是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它要求老师的职业理想--忠诚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职业情感--热爱学生，诲人不倦;职业规范--团结协作、为人师表。因此，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面对跨世纪的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时刻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积极参加职业道德学习，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首先，当我们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时，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无限的。(1)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热爱教育，热爱学校，尽职尽责，教书育人。(2)要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不敷衍塞责，不能传播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思想。(3)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注重身教，所以，教学工作中，我门要保证学生既有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又能积极参与课堂的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体。

其次，作为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教育教学中，要妥善处理师生关系：(1)要给予学生特殊的关心和爱护(2)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因为体罚学生往往给学生的心灵留下伤痕，造成性格缺陷，不服从教育，因此，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教师法》，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尊严，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或者侮辱人格的行为。(3)不得歧视学生，对于班级个别调皮、成绩差的学生，老师要积极进行帮教，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而不是有意进行歧视，造成学生退学。

再次，教师在育人的同时，不要忘了自身的继续学习，要知道，"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所以，在教学之余，教师应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的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自己教育、教学和科研的水平。

总之，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应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将自己的“光芒”照向每一位学生，发扬奉献精神，同时，应对学生充满希望，要做到“尊重与信任，有耐心和爱心”。

“我愿做一片小小的树叶，在教育这棵大树上和许许多多的老师组成一片绿阴，为孩子们无私地奉献着，给他们阳光和生命的绿色。”多么富有诗意的语言，其哲理中透出的是以塑造学生灵魂为人生目的的崇高风范。学习了《新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后，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年轻教师应该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学习，学习他们教书之法，秉承他们的育人之德。学生并不是教出来的，而是于和风细雨的润物无声中默化出来的，而这一切都基于教师的楷模形象。因此教师要优化自身形象，以德立教、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无私奉献，把外树形象与内强素质结合起来，以良好的师风师德感召和熏陶学生，让他们亲其师信其道，特别要培养对学生的爱心。

高尔基说过：“谁不爱孩子，孩子就不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才能教育孩子。” 怎么爱才是真正的爱。其实，在老师的眼里不应有教不好的孩子，要把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洒向每个学生，把关爱、尊重和信任倾注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应当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平 ……此处隐藏4341个字……p>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宪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反驳所谓日本“后发”的又一个论据，《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

北大祝总斌教授在《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一文中，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只要掌握《四书》为主的八股文写作），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展”。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的少数人教育，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而士人人数的增长，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仅有人数的增长，质量却出现下降。八股降低了门槛，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相比，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福泽喻吉这样的人物。

祝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彭家务农，但全家辛苦劳动，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勉强供他读书，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诸昆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因此，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文明程度提高”和“历史进步”论点荒唐。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假象。但是，科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在旧话本小说中，表达类似观念的“格言”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社会阶层分隔明显，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然而，在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级武士也好，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但即使掌握了知识，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从表面上看来，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科学，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却是维持一个老病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就成了合理。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无类”，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无类”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阶层分隔，使得社会各阶层学习知识也都以本阶层实用、常用的优先。农民自然关注农学，商人则琢磨促进商品的销量，工匠揣摩技术改良……中国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倍受重视。这个优良传统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特别是那些人数庞大的毕业于专业学校、甚至依靠自学的熟练技工，成为日本国力两次腾飞的最核心动力。而中国方面，科举的功利性质使得民众产生狭隘的心态，只把应试的知识当作学问，别的则不受重视，甚至把“没用”的学术就不当作学术。特别是八股取士，更是将士人的精力限制于有限的典籍之中，虽穷经皓首却脱离实际。今天，中国应试教育尤其发展到了畸形的地步，其“重点学校”制度赤裸裸体现出“为了中举的选拔”（依田熹家语）的明确目的，由此产生了“对不优秀者没必要进行充分教育”的错误后果。对比一下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那里与其说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劳动者，不如说是丧失了充分教育权利的年轻人的收容所。

在学习的目的上，依田熹家听到很多日本农民说，教育“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这点和中国人“从单纯的日常需要出发”大不相同。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然而，nova是东证大型上市企业，20xx年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233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一种功利当先的教育理念，一种素养至上的教育理念，其分歧表现林林总总，每一种都恰好是中国的弱点和日本的长处。中国人有必要向日本学习，首先应学习的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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